世界剧院里的一个包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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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是上午的时候，电视里放着由张爱玲的小说改编的电影《半生缘》，而我手里捏着丁玲的文集，读《水》、《法网》。仿佛是在那时才注意到，她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“玲”字，但也仿佛在任何时候，读过她们小说的，都能说出二者如何的不同，——而这不同，却又是不读的人也仿佛知道的。 人们知道得最多的，自然是她们在这个年代的际遇，在张爱玲那一侧是愈来愈盛的繁华，而丁玲这一边却只有寂寞。说是寂寞怕是有人要反对的吧，关于丁玲，论文的数目虽一定不及张爱玲，但吃现代文学研究饭的人那么多，每年都有人写却总是肯定的。——除此之外呢？即便在那些写丁玲的人中，可有引丁玲的文字来佐证自己的生活，或者在丁玲的文字之中寻找世事的雅趣的么？然而这却是张爱玲留给这个世代的人的资财。凡是在城市里讨生活的人，大概总愿意以张爱玲的客厅中人自居，——但说是客人也不确的，在内心里他们是愿意把自己也化为张爱玲的，——但不会有人用丁玲的言语来为自己造一座心灵的屋舍。尤其在上海的读者与研究者们，大概大多都以为自己与张爱玲住在同一座城市里，对丁玲的那个上海，却很少会有人愿意去描摹一幅地形图，当然也不会有人愿意去和张爱玲做一个“参差的对照”。丁玲的上海在张爱玲的上海的背面，但是谁愿意看饥饿、困苦与灾病呢？不如趁这工夫闭上眼睛做一个春梦。